无用之用

我想提醒各位，到目前为止我所讲的一切都发生在过去，几乎是两年前，因为最后一场访谈是2024年在北京完成的。而这两年，恰恰是变化最剧烈的两年。

尤其是技术的爆发：神经技术、量子计算，以及最重要的，AI。我记得大约一年前的这个时候，我和朋友们在内蒙古自驾。在那条看不到尽头的路上，思绪开始飘。我们聊起AI，我说，按逻辑推，如果AI和其他技术持续加速生产力，就业结构将被撼动，大批雇员将被"释放"，劳动关系将原子化，人们将被推向像艺术家一样的自雇状态。而这对大多数人来说并不容易，它需要强大的自我驱动和真正的自主性。当时朋友们笑我，说我的想象力跑得太远了。

一年之后，就在这个月，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，同样的问题终于被商业和技术领袖们清晰地提了出来：如果工作不再需要我们，如果全民基本收入甚至全民高收入成为现实，那么每天醒来的意义是什么？

可是，即便工作不再需要我们，我们真的会什么都不做吗？我们工作真的只是为了报酬吗？如果是，那我们所做的那些维系着生活的事情呢？那些无偿的、不可见的、却无可否认地有价值的事情呢？我们做那些事，是因为期待报酬，还是因为创造、照料和行动本身就是人的本能？

当我们说害怕被AI取代时，我们究竟在害怕什么？如果我们只把自己当作生产的工具，那我们确实很容易被AI取代。但我们不是，谢天谢地，我们不是。否则，在我们能骑马、能开车、能坐上远比我们跑得快的飞机之后，我们早就该停止奔跑、停止竞逐奥运会了。

我们的挣扎和恐惧折射出一个隐藏的预设：我们把"工作"等同于有偿劳动，把有偿劳动等同于个人价值和才能的证明。而这个信念建立在供需的市场逻辑之上。这正是我们评价体系的扭曲之处：在功利主义之外，在市场的供需逻辑之外，我们至今没有一种语言、一套参数、一个价值体系。

但供需只在稀缺之下才成立，只在资源、产品和服务有限时才成立。如果有一天，技术发展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，物质的丰裕成为可能，稀缺就不再是根基。供需作为组织逻辑开始失效，建立在它之上的回报与价值体系随之动摇。

那么我们如何重新定义什么是"工作"？我们为什么工作？我们如何评价工作，如何回报工作？如果我们的价值与工作脱钩，又用什么来衡量我们的价值？

这些问题并不是因为AI才变得紧迫。早在我们把AI训练得像人之前，我们就一直在把自己训练得像机器。几十年，甚至几个世纪以来，我们一直朝这个方向走，缓慢地把我们自己的人性去合法化。所以危机从来不在于AI将成为什么。危机一直在于我们将成为什么。

我们回避情绪和冲突，称之为不专业。我们回避非生产性的时间，称之为懒惰，称之为浪费。我们回避冗余，称之为低效。我们回避自发，称之为混乱和隐患。

我们回避所有这些人的特质，把它们叫作缺陷。而恰恰因为我们不允许它们存在，我们创造了AI，然后又把自己摆上被AI取代的位置。因为我们把效用、专业、秩序和效率供奉为至高的价值。无论技术走多远，人类社会建立在共识之上。我们把定义价值的权力交给AI的那一天，才是我们真正丧失人性的那一天。

我记得一位受访者，她曾是私募股权的有限合伙人。她以机器的速度生活，靠信息、逻辑和策略驱动，以业绩、结果和优化被衡量。直到有一天，她突然开始感知到水、树叶和天空的颜色。她形容那次转变几乎像从麻木中醒来。而她找到的那种喜悦超过了一切，超过地位，超过速度，超过"做到最"。当我问她现在什么对她最重要，她毫不犹豫地回答：爱。

听到这个答案的时候，我忍不住颤抖。她的回答击中了我一路走来正在抵达的那个核心。但我同时也感到几乎难以停留在这个词上，因为在我们当代的大多数智识语境里，"爱"听起来太俗气了。它像一个只属于狗血电影和"新世纪"读物的答案，配不上严肃的问题。它是真的，却在这样一个功利的社会里显得无力而无用。

两千多年前，中国古代哲学家庄子写下过一句话："无用之用，方为大用。"这句话在今天突然显露出它的智慧和力量，落成一个残酷而现实的问题：体验、情绪、感受、真诚而深刻的人与人的联结，它们只是生活四周无用的装饰，还是在与AI以及或许其他形式的智能共存的时代里，定义我们、守护人之为人的核心价值？

在这段四年旅程的尽头，站在这个路口，在去人性化与人性的守护之间被拉扯，我们将去向何方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