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bjørn Grønstad 论 JUDGE ME 与 Post Capitalistic Auction

Asbjørn Grønstad 论 JUDGE ME 与 Post Capitalistic Auction：新自由主义时代的艺术、价值与正义

在 Free Speech and Neoliberalism 一书的第三章 "Art and Justice in the Age of Neoliberalism" 中，Asbjørn Grønstad 将 Jingyi Wang 的 JUDGE ME 和 Post Capitalistic Auction 放入新自由主义、艺术劳动、法律形式、价值判断与正义问题的交叉语境中讨论。该章并不是一篇普通的作品评论，而是一段关于艺术如何在新自由主义条件下重新打开"价值"与"正义"问题的理论论述。

章节的开端首先处理新自由主义如何改变艺术领域。Grønstad 指出，艺术并没有置身于新自由主义结构之外。相反，艺术机构、艺术劳动、艺术家的自我理解、展览和资助结构都已被企业家精神、市场化逻辑、灵活性、创新要求和自我品牌化所渗透。在这种条件下，艺术家越来越被要求成为自我管理者、创业者、项目生产者和灵活劳动力。艺术领域一方面仍然保存着创造性、想象力和批判性的形象，另一方面又被新自由主义的价值机制重新编码。

在这一背景下，艺术劳动的价值变得尤其矛盾。新自由主义并不简单地压制艺术，反而吸收了艺术中的创造性、灵活性、创新、自我表达和非标准化劳动，将它们转化为整个社会对劳动主体的要求。艺术家的自由形象被扩散到一般劳动者身上，成为"人人都要像艺术家一样不断自我更新"的社会命令。这样一来，艺术既是新自由主义吸收和利用的对象，也是能够揭示这种吸收过程的场域。

Grønstad 随后将问题转向艺术与正义的关系。他从 Godard 的名句 "Ce n'est pas une image juste, c'est juste une image" 出发，追问图像、艺术与正义之间的关系。在他看来，艺术与正义并不只是主题上的偶然交汇，而是在表征、规训、概念、建筑和伦理等多个层面上彼此缠绕。法庭、法律程序、证据、证词和判决本身具有强烈的表演性和空间性，因此艺术可以通过调用法律形式，使判断的过程变得可见。

正是在这个交界处，JUDGE ME 成为该章的核心案例之一。Grønstad 将 JUDGE ME 置于艺术与司法、艺术与正义的交叉位置来分析。作品于 2021 年 Meteor Festival 在卑尔根 Saint Jakob's Church 上演，以法庭审判的形式展开。Jingyi Wang 同时扮演 claimant 和 defendant，一个是表演艺术家身份的自己，另一个是市场营销专业人士和企业家身份的自己。法庭被要求判断：艺术家和艺术家的工作在当代社会中是否得到了充分的价值承认。

这件作品的重要性在于，它并不只是"讨论艺术家的社会价值"。它把价值判断放入一种可见的程序之中。法官、陪审团、证人、专家证人、原告、被告、开场陈述、证据和判决共同构成了一个公开的判断机器。通过这种形式，JUDGE ME 将通常分散在市场、媒体、机构、公众意见和艺术家自我怀疑之中的价值评判，集中到一个可被观看、听见和辩论的场所。

在 Grønstad 的分析中，JUDGE ME 与 Wendy Brown 关于新自由主义的论述形成了呼应。新自由主义的深层逻辑，是将经济价值、竞争、市场理性和资本增值的原则扩展到人类生活的各个维度。艺术家在作品中提出的指控，正是艺术价值无法在这种社会价值体系中得到充分验证。艺术家的劳动被要求证明自己的经济效用、公共贡献、市场可读性和社会必要性。

作品中的 defendant 则代言了许多社会中关于当代艺术的庸俗误解：艺术难以理解、技能贫乏、过于抽象、脱离普通观众、艺术家自我神秘化、艺术没有提供解决方案、艺术劳动不应成为一种职业。这些论调之所以有效，不是因为它们深刻，而是因为它们准确地暴露了当代社会对艺术价值的常见判断框架。它们把艺术重新带回 usefulness、market demand、consumer expectation 和 social duty 的语言之中。

JUDGE ME 的证人结构进一步打开了这一争议。证人们从不同位置出发，讨论当代艺术是否令人疏离，艺术语言是否排他，艺术机构和专家是否影响公众判断，媒体可见性是否塑造艺术价值，艺术家是否需要取悦注意力经济。作品中的专家证人也将讨论推向经济和制度层面，例如艺术家的收入、公共资助、艺术市场规模、正外部性和社会贡献等问题。

Grønstad 特别注意到，JUDGE ME 的法庭结构并非只是一个比喻。它使艺术价值的争议进入法律和审判的空间逻辑。法庭在这里既是审判机制，也是表演空间。作品将教堂转化为临时法庭，使 sacred 和 profane、审美和司法、艺术和社会评价交叠在一起。正是在这种重叠中，艺术价值的判定不再只是抽象讨论，而成为一个具体发生的公共事件。

该章也提到 Post Capitalistic Auction。Grønstad 将 PCA 与 JUDGE ME 视为主题上互相关联的作品。两者都关注新自由主义条件下非货币价值的问题，只是使用不同的制度框架：JUDGE ME 使用法庭，PCA 使用拍卖。PCA 于 2018 年在 Bergen Kunsthall 首演，后来在 Yokohama 和 Toronto 等地有后续版本。作品中，艺术品不只通过金钱被竞拍，也通过理解、机会和交换等非货币形式进入价值谈判。

这一点对于 NVI 尤其重要。Grønstad 的论述显示，PCA 和 JUDGE ME 并不是孤立的艺术项目，而是从不同方向切入同一个核心问题：当社会越来越倾向于将价值折算为市场价格、可见性、经济贡献和制度承认时，艺术如何创造出一个场所，使被压缩、被排除、被降级的价值重新变得可见。

在这个意义上，JUDGE ME 处理的是价值如何被审判，PCA 处理的是价值如何被交换和选择。前者把艺术家的价值置于公共审判结构中，后者把艺术品的价值置于拍卖结构中。两者都揭示出一个共同问题：价值从来不是自然存在的，它需要被某种制度形式生产、承认和验证。

Grønstad 的章节还进一步指出，艺术在新自由主义时代面对的挑战，是如何在被市场、机构和公共语言不断吸收的同时，仍然保存提出异议的能力。艺术不能简单依靠自身的"特殊性"来逃离社会结构，因为艺术本身已经被商品化、制度化和自我品牌化所包围。但艺术也正因为处在这种矛盾位置，才有可能暴露新自由主义的价值机制。

在该章后面的 Postscript 中，Grønstad 又从更广义的艺术与自由问题出发，讨论了艺术在危机、匮乏和审查环境中的意义。他通过 1984、Fahrenheit 451 和 Station Eleven 等作品指出，当社会进入极端控制或灾难状态时，艺术与文化的价值反而更加清晰。艺术并不是装饰，也不是奢侈品。它保存了想象不同现实的能力，也保存了抵抗现状的精神资源。

这一点也可以反过来说明 JUDGE ME 和 PCA 的重要性。它们不是以口号的方式批判新自由主义，而是在艺术内部搭建出具体的社会形式：法庭、拍卖、陪审团、证人、竞拍者、专家、观众、艺术家和制度共同进入一个被重新设计的价值情境。正因为这些结构是具体的、可参与的和公开的，作品才能让抽象的价值问题变成可感知的社会经验。

因此，Asbjørn Grønstad 对 Jingyi Wang 作品的分析，为 NVI 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外部学术锚点。它证明这些作品不仅可以被理解为表演、现场艺术或参与式艺术，也可以被理解为关于新自由主义时代价值、正义、合法性和公共判断的实践性研究。JUDGE ME 展示了价值如何进入审判。Post Capitalistic Auction 展示了价值如何进入交换。两者共同揭示了艺术如何在经济化、制度化和算法化的时代重新打开关于"什么算有价值"的问题。

从 NVI 的角度看，这篇章节的意义在于，它帮助确认了一条清晰的研究线索：艺术可以成为一种 value architecture。它通过组织情境，而不是仅仅表达观点，使社会价值系统得以显现、被测试、被争论和被重新想象。JUDGE ME 和 PCA 的价值并不只在于它们讨论了艺术的社会地位，而在于它们创造了能够让价值机制显形的公共程序。这正是 NVI 后续的 Public Hearing Lab、Multi-Value Decision-Making Lab 和 Research & Theory 所要继续发展的方向。